编者按：“我们总以为东西方彼此对立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但实际上，我们远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为相似。”7月7日，丹麦议会前副议长耶珀·索伊（Jeppe Søe）做客并发表演讲。他表示，当今世界正陷入一场“不再对话、只相互议论”的危机，并通过亲身经历生动阐述了东西方跨越偏见、重建面对面交流的紧迫性。7月18日，发布演讲实录内容，现发布如下： （全文约10600字，预计阅读时间27分钟）
▲报道截图如上
这是我第六次来到中国。这次还特意带着我的两个儿子同行，希望他们能够亲眼看看这个让我深深着迷的国家。
我们来自丹麦，来自欧盟。在欧盟以及丹麦，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总是十分正面。大家提起中国，往往最先想到Temu和Shein，除此之外，对中国其他方面了解甚少。但我依然记得初次来到这里的感受。我深深喜爱这里的文化、人民，以及中国人与他人、与其他国家开展交往的思维方式。
当年回到丹麦后，我心中怀揣一份期许：或许我们能够摸索出一种全新的对话方式。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诸多交流充满偏见，一方对另一方抱有固有印象，另一方也随之产生对立看法，双方始终难以开展真正深入的沟通。而改变这一现状正是我的期盼，也是我多次来华访问的缘由。
我想先从一件小事说起。
一、一杯黑咖啡
我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在六月，大约一个月之前。我在北京机场经历了漫长等候，足足六个小时。在机场等待六个小时不只是单纯耗时间，几乎像度过一小段完整的人生。抵达时满怀期待，随之而来的是饥饿，继而陷入深深疲惫。大概等到第四个小时，人会莫名陷入存在主义式的迷茫，怔怔地望着墙壁，思索一切的意义何在。等候途中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：一杯黑咖啡，纯粹的黑咖啡。不要杯装甜品，不要堆满奶泡、糖浆的花式饮品，也不要盛在可爱小熊马克杯里的咖啡。我只想要一杯简简单单、原汁原味的黑咖啡。隔着两种语言、两种文化去解释这份需求，差点让我这个喜爱咖啡的丹麦人在登机口彻底束手无策。
请暂且记住这杯小小的咖啡。稍后它还会再次出现，而且出现的方式，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。因为那段看似有些滑稽的咖啡经历，其实正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。
跨越国界和大陆进行交流时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。我们站在彼此面前，看着对方，却完全误解了对方究竟想点什么。
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。我叫耶珀·索伊，来自丹麦。丹麦是一个不大的国家，人人都很有主见，天气却不怎么争气。
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新闻工作。早在互联网刚刚进入丹麦时，我就开始关注数字世界。那时，一些一本正经的成年人说：“这不过是一阵可笑的风潮，人们很快就会把它抛在脑后。”事实证明，互联网并没有消失。
那段时期，我也曾在丹麦议会任职。有时没有加入任何政党，只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，因为相比忠诚地站在一个错误主张旁边，我更愿意为了一个好的想法改变立场。当然，这让我得罪了一些人，但也让我晚上能够安心入睡。对政治人物而言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不过，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并不是我的头衔，而可能是我成长的地方。丹麦有一种学校，叫作“民众高等学校”（Folk High School）。它不是普通学校，也不是大学。年轻人会在那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，目的不是单纯通过考试，而是加深对人生的理解。我的父母曾在其中一所学校担任负责人，因此，我是在一座始终挤满学生的房子里长大的。那里总有交谈、争论和笑声，也总有持续到深夜的讨论。
我记得有一天晚上，一位年轻学生坐在我们家的餐桌旁，当着我父亲的面直截了当地说，我父亲所相信的一切都是错的。换作很多家庭，这顿晚餐大概就此结束了。但在我们家，我父亲只是又给他倒了一杯咖啡，说：“很好。现在告诉我，为什么。”他们一直谈到凌晨两点。那场讨论没有赢家，但两个人离开餐桌时，都比坐下时多了一分智慧。
小时候，我觉得这再正常不过。也正是在那个家里，我学会了一个伴随我一生的道理：人不会因为只和认同自己的人交流而变得更有智慧，真正让人成长的，是认真倾听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。也请大家记住这句话，因为我今天接下来要讲的一切，其实都只是把这句话讲得更长一些。
二、当我们不再彼此交谈
我认为，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一件危险的事情。它发生得如此安静，以至于我们几乎没有察觉：我们已经不再彼此对话，而是开始彼此议论。请想想这两者的区别。如果我是在和你交谈，我必须看着你，必须倾听你。你可能让我感到意外，也可能改变我的看法。但如果我只是在谈论你，我其实根本没有见到你。我可以在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你，而真正的你甚至不在现场，无法对我说：“不，耶珀，我们并不是这样的人。”
而这正是今天世界的写照。西方在谈论中国，中国在谈论西方，美国则几乎在谈论所有人。真正愿意面对面坐下来、彼此交流的人，却越来越少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我渐渐发现，我们总以为东西方彼此对立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但实际上，我们远比自己愿意承认的更为相似。
不久前，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苹果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助手，这款助手能够理解人类的自然语言。发布过程中，苹果悄悄在世界地图上划出一条界线：一边是可以使用这项技术的地区，另一边则必须继续等待。而站在等待那一边的，就像两个一起被罚站在墙角的孩子，正是中国和欧洲。
我们仿佛成了一对数字时代的双胞胎：两个都以自由自豪的地区，却同时被一家企业告知：“不，你们还不行，你们两个先在外面等着。”当然，我们走到这里的原因并不相同。欧洲是因为给自己制定了一整套厚厚的监管规则，中国则是因为国家管理。进入的是不同的门，最后却来到了同一个房间。
稍后我还会回到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认为，它对欧洲和中国都很重要。但今天我真正想说的，其实是一件更简单，也更重要的事情：放眼整个世界，在恐惧的驱使下，我们都在做着同样的事。欧洲东部仍在发生战争，华盛顿的政治风向不断变化，物价持续上涨，供应链频频受阻。每天晚上打开新闻，总会看到一件新的事情，让我们心生忧虑。而当人类陷入恐惧时，我们都会做出同样的反应：失去好奇心，关上门，筑起墙。当然，不是中国的长城，而是一道道新的高墙。随后，我们开始对自己重复一句这个世界上最古老，也最令人安心的谎言：“靠我们自己，也完全可以过得很好。”我认为，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代价最高昂的错误。
接下来，我想向各位解释原因。不过，我会先批评我自己这一边，再坦率谈谈你们这一边，因为真正的朋友本就应该如此。
先从欧洲说起。今年六月，我上一次来到中国时，曾在一次有许多中国政府同仁出席的会议上发表演讲。当时，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欧洲完蛋了。”我看到台下很多人的表情，仿佛都在想：“他真的这么说了吗？”是的，我说了，而且我就是这个意思。
三、错过“列车”的欧洲人
如果你打开西欧的电视，听一听我们如何谈论中国，大多会听到两类内容，一类是廉价的塑料仿制品，另一类是不断闪烁着折扣信息、兜售各种我们原本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的购物应用。Temu就是这样一款不断推送折扣信息的中国应用，而它恰恰是我不太愿意承认的爱好。你们可能会笑，因为我家里很多东西都是从Temu买的。邻居们也知道，只是我们通常不太好意思公开谈论。我会在晚宴上拿它开玩笑，到了午夜却悄悄打开应用，下单购买一只狗形手电筒和三根根本用不上的手机充电线。
所以，当欧洲人嘲笑这些廉价的中国应用时，请大家知道，这个笑话至少有一部分是在说我，也是在说许多欧洲人。但在玩笑背后，一件严肃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在欧洲人的观念中，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完整文明，被压缩成了廉价玩具和打折商品。就在我们坐在那里反复讲着这个小笑话时，欧洲却正在技术、人工智能以及那些将决定未来一百年的领域逐渐落后。
我可以用一个场景来说明。西班牙巴塞罗那每年都会举办一场大型科技展会，也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展会之一世界移动通信大会。我曾多次在那里工作。走在展馆中，某个时刻你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仿佛一阵冷风掠过后颈——你几乎看不到欧洲的大型企业。那里有美国企业，有亚洲企业，有印度企业，也有少数欧洲小企业，但它们往往建立在别处发明的东西之上，可能是中国的模型，也可能是美国的模型，总之是诞生于欧洲之外的技术。
真正令人痛心的是，许多最初的创意其实来自欧洲，甚至常常来自北欧，来自丹麦。我们非常善于发明。大家都知道乐高（LEGO），也可能知道爱步鞋（ECCO）。我们有很多好创意，也有很多好企业。但当一个创意需要从餐巾纸上的草图成长为一家真正的公司时，它往往就会被收购，随后离开这个谨慎、小心的土地。也许我们有时能够发明未来，却又把未来交给别人拥有。欧洲正慢慢变成一座陈列着美好愿望的漂亮博物馆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严格的法律有关。这些法律原本是为了支持人、帮助人成长，但最终往往反过来限制了我们。那么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落后时，会怎么做？其实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。我们会跑得更快吗？会建设得更多吗？会保持好奇，向领先者学习吗？不会。我们用法律筑起高墙，制定新的规则，提高关税，试图通过管制比赛来阻止这场竞赛。
我们抱着厚厚的规则手册坐在那里，看着列车驶离车站，然后安慰自己，那列车大概本来就开错了方向。
四、在中国看见未来
后来，有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。那次来到中国，我一路向西走，去了甘肃。我站在戈壁沙漠中央，四周除了漫无边际的黄沙，几乎什么也没有。而就在那片沙海之中，我仿佛直接看见了未来。
我的眼前，是整整一万二千面巨大的定日镜，它们按照规则排列成一个个同心圆，缓缓转动，追随着太阳，宛如一片银色的向日葵花田。圆心矗立着一座数百米高的高塔，将所有阳光汇聚成一点，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白色光芒。
让我用丹麦人的方式来形容一下它的高度。在丹麦，我们都为大贝尔特桥感到自豪。它印在我们的货币上，也深深刻在我们的心里。桥塔是我们国家建造过最高的建筑之一。而矗立在中国沙漠里的这座塔，比它还要高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实现了我们国家至今还无法大规模做到的事情：白天收集太阳的热量，将其储存在熔盐之中；当太阳落山、沙漠陷入黑暗与寒冷之后，它依然能够整夜持续输出清洁电力。它在白天收集阳光，又在夜晚把阳光重新送回人们手中。
站在那片沙漠里，我同时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。一种是惊叹，因为这是我此生见过最壮观、最美丽的景象之一；另一种是忧虑，因为当中国正静静地在那里收集阳光时，我所在的欧洲大陆却还坐在家里，一边在尘土中咳嗽，一边争论中国究竟有没有创新能力。
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沉默的代价。当你停止与世界对话，你也会渐渐停止认识这个世界。等到某一天抬起头时，未来早已在别处建成，而建造未来的，正是那些你因为过于自负而从未真正愿意去了解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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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变我看法的，也不仅仅是那片沙漠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北京机场那杯黑咖啡。在上海，我参观了一座高科技园区，在那里，我遇见了未来。那个“未来”有两条腿、十根手指，而且非常有礼貌。它们就是人形机器人——一种被设计成人类外形的机器。
很多人都会问，机器人为什么一定要长得像人？这难道不会显得诡异，甚至有些可笑吗？可当你真正站在那里，答案反而变得非常简单。我们的整个世界，本来就是按照人体来设计的。门把手、楼梯、剪刀、汽车、钢琴琴键，无一不是为了人的身高、人的双手而存在。如果希望机器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世界、帮助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把整个世界重新改造一遍，那么它就必须拥有与人相似的身体。它长着手指，并不是为了好看，而是因为手指本身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最精妙的工具。
我亲眼看着这些机器人工作。一台机器人坐在钢琴前演奏，动作精准得让一些职业钢琴家恐怕都会悄悄开始担心自己的饭碗。另一台机器人则站在实验室里，熟练操作试管和各种精密仪器。随后，那杯咖啡终于再次出现了。我用手机上的微信向一台机器人点了一杯咖啡。它不仅为我制作了一杯热腾腾、普普通通的拿铁，还悄悄识别了我的头像，用几乎精确到毫米的肉桂粉，在咖啡奶泡上印出了我的脸。
于是，就出现了这样一幕：几周前，我还是那个在北京机场连一杯普通黑咖啡都点不明白的丹麦人；几周后，在上海，一台机器人却递给我一杯咖啡，奶泡上的肉桂粉精准勾勒出了我的肖像。这听起来像是某种博人一笑的小把戏，但它并不是。它展现的，正是欧洲至今仍停留在会议讨论阶段的一件事情：硬件、软件与服务的无缝融合，让技术几乎不着痕迹地融入日常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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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并不是我从报告或新闻里读来的，而是我亲眼所见。我宁愿亲自走进现场，也不愿待在家里隔空评论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我曾走进苹果、谷歌、Facebook和TikTok等科技公司的总部。我发现，当你隔着安全距离，把这些公司称作“科技巨头”甚至“怪物”时，它们只会立刻竖起防备，不再愿意坦诚交流，就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。但当你真正坐到谈判桌对面，彼此放松下来，真正的对话才会开始。
而在上海，那些机器人背后，还有一台比机器人本身更令人印象深刻的“机器”——一个国家与大学有目的、高效率协同运转的体系。各个地区彼此竞争，都希望成为最优秀的创新中心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丹麦不同地区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而全力竞争，同时国家把资源集中投向跑得最快的人，会是什么样的景象。这里设有专门支持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基金，研究人员需要一个定制零件，3D打印中心几小时内就能完成，而不是等上几个星期。一项早餐时提出的想法，到午饭前就可能变成一个能够运行的原型。
这一点我必须讲清楚，因为它非常重要。我站在这里，并不是要说欧洲应该照搬中国的政治制度。我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真正想表达的是，我们至少应该有勇气，从中国致力于构建创新体系的决心中获得启发。我们不能永远活在“曾经提出过好点子”的回忆里，总要有人真正把未来建造出来。而今天，越来越多这样的未来，正在这里诞生。
当然，不只是中国如此。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条街头，我曾向一个小摊贩买了一杯茶。没有现金，没有昂贵的设备，只有一部手机和一个二维码。那个卖茶的人，依托的是印度政府建设、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数字基础设施。短短几年间，这套体系就让数亿，甚至超过十亿人进入了现代数字经济。国家搭建公共基础设施，企业和工程师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。就在欧洲还在制定新的规则时，世界上另外半数人口已经悄然向前迈进。
不过，我今天并不想一直谈论高塔和那些聪明的机器，因为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真正问题，其实并不是技术，而是我们究竟如何看待彼此。当我们停止跨越国界彼此交流时，我们便开始不断压缩彼此的形象。一个国家被简化成一面国旗，一面国旗又被简化成一种威胁，一种威胁最终又变成报告中的一个数字。渐渐地，我们思考的不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而只是地图上的敌人、算法里的敌人。
当我告诉欧洲的朋友我要去武汉时，他们问我：“耶珀，那里是什么样子？到处都是监控吗？都是灰色的混凝土吗？那里只有冰冷的钢铁和控制吗？”我没有用统计数据回答他们。我给他们讲了一个院子的故事。
五、让文明保持温度
有一天，在武汉，一排排高耸的居民楼之间，我走进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院子。那里充满生机：晾晒的衣服在暖风中轻轻摆动，人们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，老人们一边下棋一边高声争论，孩子们在人群间来回奔跑，邻居们因为只有彼此才懂的事情开怀大笑。站在那里，我感受到一种任何算法都无法装进纸箱、跨越大洋寄送的东西——一种生活的灵魂，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暖。我亲眼看到，社区、邻里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同样深深扎根于这里，就像我成长的丹麦小镇一样。那一个普通的院子，让我对中国的认识，胜过上千篇新闻报道。
同一天晚些时候，我来到湖北省博物馆，站在曾侯乙编钟前。这套巨大的青铜编钟，是大约公元前433年去世的曾侯乙陪葬之物，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。站在那里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天哪，中国两千五百年前就发明了“重金属音乐”。
在西方，我们很喜欢谈论今天那些亿万富翁的宏大计划：火箭、地下掩体，以及那些由钢铁和玻璃构筑而成、彰显个人雄心的建筑。但当你站在一位两千五百年前君主的陵墓前，看到他竟然把整整一支青铜乐队带进墓穴时，你会意识到，建造宏伟之物、向世界宣告“我曾来过”的冲动，并不新鲜，也并非西方独有。这是人类共同的本能，而且已经延续了数千年。中国文明当年所展现出的规模与气魄，甚至会让今天那些亿万富翁，看起来更像是在摆弄玩具的孩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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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你在一个展厅里，看见两千五百年的文明积淀时，你就会明白，西方把中国当作一个刚刚登上世界舞台的新来者，是多么荒唐。但与此同时，你也会明白另一件同样值得中西双方思考的事情：伟大的文明，从来不是在封闭中成长起来的，而是在交汇之处孕育出来的。商队相遇的地方，思想碰撞的地方，陌生人坐下来交换商品、交流观念的地方，才会孕育文明。人类历史上每一个黄金时代，都诞生于不同的人愿意彼此交流的时代。我们有维京人，你们有丝绸之路。这不仅是中国的经验，也是西方的经验。
最后，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位也许并不为大家熟悉的人。但我认为，他提出的思想，正是今天整个世界最需要的。他叫格伦特维（N.F.S. Grundtvig），生活在大约两百年前，被认为塑造了现代丹麦的精神气质。我们的教育、民主制度、讨论问题的方式，甚至共同歌唱的传统，都深深留下了他的印记。
在他所生活的时代，掌权者曾试图让他噤声。因为他说出了许多人不愿听的话，他曾多年受到审查和限制。但最终，获胜的是他的思想。因为，一个真正鲜活的思想，不可能永远被关起来。
格伦特维的理念既简单又深刻。他认为，法律、书本和写下来的规则，如果只是停留在纸面上，本身是冰冷的，只是写在纸上的死文字。真正赋予社会生命力的，是他所说的“有生命的话语”（the living word），即人与人面对面、注视着彼此双眼展开的交流。它不是自上而下发出的命令，也不是隔着屏幕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抛出的一条帖子，而是你和我坐在同一个房间里，即使意见不同，也依然愿意继续把这场对话进行下去。
格伦特维还相信，光——也就是知识——从来都不应只属于少数掌权者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在一所大学里这样说，也许有些奇怪，但他有一句十分优美的话：“朝阳升起，照耀的不唯学者，亦有农夫；那些全身心扎根生活之人，最能领受这份启迪。”真正的智慧，不只存在于写书的专家身上，同样存在于那些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身上。这是一种极具民主精神的思想，也正因如此，他始终相信，不同的人彼此对话，比少数人制定规则更重要。
让我借用大家自己的双手，来说明格伦特维真正想表达的意思。如果你只是轻轻地摩擦双手，几乎不会发生什么，也感受不到温度。但如果你把双手紧紧贴在一起，用力摩擦，很快就会产生热量。这一点丹麦人尤其熟悉，因为我们那里一年到头都很冷。温暖，总是有来源的，而它的来源就是摩擦。
分歧，真正坦诚而彼此尊重的分歧，本质上就是两种思想之间的摩擦。它不是一个需要消除的问题，恰恰相反，它正是让文明保持温度、保持清醒、保持生命力的原因。可是现在，请大家看看我们正在做什么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，我们都在把双手慢慢分开，把这种摩擦一点点消除。一个没有摩擦的房间，并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和平，它只会慢慢冷下来。
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，对着镜子讲话，并不会变得更有智慧。因为镜子永远赞同你，那大概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一场对话。如果欧洲只倾听欧洲，中国只倾听中国，那么，无论彼此拥有多么悠久辉煌的文明，都只会一点一点变得沉寂、变得冰冷。两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，各自对着自己的镜子说话，各自坚信，世界上最后一束光只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如果把这些思考与今天这个房间里许多人每天都在关注的话题，也就是人工智能相联系起来，就会发现，一场安静却意义深远的变化正在发生。过去五十年，一直都是人类努力学习机器的语言。我们学习点击按钮，学习辨认各种图标代表什么，学习在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菜单中寻找路径。很多人直到今天，也没有真正学会。
但现在，情况第一次发生了逆转。我们不再需要努力理解机器，而是机器开始学习理解我们。你只需要用自己的语言，说出自己的需求。这不仅是一项新的技术，更是一场启蒙。
然而，在西方，这件事让很多人感到恐惧。我甚至怀疑，西方关于人工智能的大量讨论，归根结底讨论的其实是恐惧本身：我们该如何阻止它？如何禁止它？如何把它锁起来，不让年轻人接触？三十年来，我一直在观察这项技术的发展，也亲眼见证了同样的错误一次又一次重演。铁路刚出现的时候，就有不少一本正经的人警告说，火车速度太快，会损害乘客的大脑。每当一种新的工具诞生，人类的第一反应，往往都是恐惧。
有一次，我站在印度新德里的讲台上，对一群希望限制年轻人接触新技术的政治人物说：想阻止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接触互联网，就像想拿一把茶匙挡住季风暴雨一样。其实，他们心里都知道这句话是对的。你不可能靠把一种强大的工具藏起来，培养出真正掌握它的一代人。正如你不会因为不让孩子下水，就教会他们游泳；真正的办法，是陪着他们一起走进水里。
在丹麦，我们有一个古老的词，叫“dannelse”。这个词几乎无法准确翻译。它大致可以理解为“教化”或“塑造”，指的是耐心而漫长地培养一个完整的人——一个能够独立思考、独立判断、即使身处风暴中也能够坚定站立的人。它培养的不是一个脑子里塞满知识的人，因为那还算不上真正的人；它培养的是一个内心拥有方向感的人，一个心中有指南针的人。
其实，答案就藏在这一个词里：dannelse。它不是让我们远离技术，而是学会驾驭技术；不是恐惧，不是筑墙，而是培养能够正确使用技术的人。这既不是西方独有的课题，也不是东方独有的课题。在哥本哈根如此，在北京也是如此。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时刻：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，在同一时间面对着同一个问题。而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共同面对它，而不是各自躲在那间古老、冰冷的房间里的最好理由。
六、把镜子递给彼此
现在我也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，说一些更难听的话。因为真正的友谊，从来不是一味赞美，而是有人足够珍视你，愿意当着你的面告诉你真实的想法。
今晚，我已经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欧洲。我认为，这样做是应该的，因为正如我所说，欧洲确实陷入了严重困境。我公开承认，我们这一边已经变得傲慢、迟缓，也有些看不清现实；我们还常常用法律和关税，把自己的恐惧包装起来。我对这些话，每一句都负责。
但真正的对话必须是双向的，所以现在，我也想把这面镜子轻轻递给你们。作为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我这样说，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国家；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中国。
还记得刚才提到的那对“数字时代的双胞胎”吗？欧洲和中国，被苹果同时放在了等待的那一边。后来我渐渐意识到，可以这样理解它：在中国，人们常说，是为了保护整个体系，所以需要对个人加以约束；而在欧洲，人们则常说，是为了保护个人，所以需要对体系加以限制。两者的出发点正好相反，但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，最后感受到的结果却可能十分相似：自由变少了，可使用的工具变少了，各种限制则被包装成了关怀。
所以，欧洲必须放下自己的傲慢，而我们所有人，都应该放弃那扇紧闭大门所带来的虚假安全感。历史最终并不会太在意一堵墙。当年柏林墙还矗立着的时候，音乐和新闻依然穿过空气、越过混凝土传播开来。直到有一天，那堵墙反倒成了一座象征权力却听不见世界声音的纪念碑。信息总会找到缝隙，启蒙终究会战胜封锁。因为人类天生充满好奇。
如果中国希望世界真正热爱今天正在建设的一切——而且，我认为，你们确实正在建设许多了不起的东西——那么，这扇门就需要继续向两边打开，开得更大一些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，我们永远不会。我是丹麦人，我甚至都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和其他丹麦人意见一致。但我们至少可以彼此理解，而理解从来不是软弱。理解，是人类共同创造一切美好事物的起点。
让我们选择那条更艰难的道路。让我们选择“有生命的话语”。让我们去旅行，去面对面表达不同意见，去坦诚地争论，去跨越地图上的每一道边界交流彼此的思想。让我们像摩擦双手一样，让这个寒冷而充满恐惧的时代重新生出一点温暖。
今天，我最希望留在这个房间里的一句话是：人类历史上，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凭借一己之力实现的，而总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相遇、碰撞之后，没有选择筑起高墙，而是选择开始对话的那一刻诞生。
所以下一次，当我又一次坐在北京机场，耐心等待那杯迟迟没有送来的咖啡时，我真心希望，在座的某一位能够走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。我们可以一起向机器人点一杯咖啡，也可以再让它把我的脸，或者你的脸，印在咖啡奶泡上。然后，我们就这样坐在那里，作为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以朋友的身份坦诚交流，一起讨论如何共同建设未来，让东方和西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，生活在同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中。
最后，我还想送给大家一个词——“有生命的话语”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大家去查一查它，去了解一下格伦特维，看看丹麦的思想传统，其实与你们并没有那么不同。我知道，你们的大学和价值观中，同样蕴含着许多相似的理念。既然我们拥有如此多共同的价值，就更没有理由彼此缺少交流。我真诚希望，未来我们能够拥有更多这样的对话。
谢谢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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